撰文 | 常夏中

编辑 | 张火鸟

公益行业的风口一个接着一个，现在走红的是互联网公益、影响力投资，前几年火爆的公益创投似乎有些落寞。

任凭风口轮换，10年来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一直坚持“搭建公益创投平台，支持社会创新项目”发展战略，尤其是通过举办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已累计7年投入近7000多万元资助公益项目近400个。

近日，“社会创新家”新媒体采访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大赛执行团队负责人杨钦焕，详解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及大赛的公益创投价值观、方法论，公益创投与商业创投的差异等。杨钦焕是一名80后公益职业经理人，中国最年轻的基金会秘书长之一，公益从业已经10年。

杨钦焕认为，公益创投对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非常重要，发挥着类似商业创投之于民营创业企业的价值，是社会创新生态体系中保障低门槛、平等参与的必要机制，是现代慈善的基础设施，因此，“不会过时”。

社会创新家：公益创投起源于欧美，它在中国的发展有哪些自身的特点？

杨钦焕：中国的公益创投与欧美相比并没有落后很多。2005年左右中国民间已经开始推动公益创投。许多地方政府也迅速行动，2009年上海、深圳都开始举办公益创投项目大赛，基本思路是通过支持项目带动组织的发展。

社会创新家：中国公益创投有政府、民间两股力量，二者主要有哪些区别？

杨钦焕：现在，民间公益创投把边界拓得很宽，通常把它理解为一个频谱，一端是财务回报，另一端是社会效益，也可以是兼顾两者。有人广义定位为资助创新组织或项目并辅之以陪伴成长的行为，也有人狭义定位为投资社会企业，用商业创投的方法通过更多轮融资达成公益项目的规模化。规模化是公益创投的应有之意，但不是全部，聚焦且精致同样是成功的标志。

政府的语境里，公益创投也是一个热门词汇，主要指以培育扶持社会组织为目的的各类活动。2014年11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可通过实施公益创投等多种方式，为初创期慈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服务。”

社会创新家：公益创投也是一种风险投资，在风险承担上，它与其他公益支持有哪些区别？

杨钦焕：主要要把它与资助型基金会的资助、政府购买服务区别开。资助型基金会的资助追求尽可能高的资金使用效率；政府购买服务看中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是否满足设定的需求指标；公益创投看重的是某个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成长性，把钱用在点子上，很愿意为社会创新承担风险。

我们支持的项目中就有成长性很好的案例，比如我们在深圳资助的国内首个针对听障群体的垂直社交资讯分享平台“声活APP”，以及“喜憨儿洗车中心”、“乐仁乐助公益服务连锁品牌”等。

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之前我们支持过一些在校大学生的社会创业项目，他们的想法很好，项目模式设计不错，路演时的表达也很精妙，但给了钱之后一两年就做不下去了，他们的商业模式在持续性上还是有一些Bug。

社会创新家：创投机构一般都会有自己的一套项目分析、评估逻辑。你们有自己的一套公益创投方法论吗？

杨钦焕：我们在做公益创投时有一套标准，我们称之为“有效社会创新的五个维度”：科学调研针对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提前设定可验证可测评的效果指标；找准比较基线获得更高产出效率；系统性视角避免带来新的社会问题；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和迭代运行模式。

此外，我们对公益创投的特征也作了归纳：第一，敢于为创新承担风险。这与商业创投是一样的；第二，陪伴成长。被投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会持续跟进、培育，包括常态咨询、进度追踪、社群管理、资源导入等；第三，设定创投服务期的目标和产出。我们在确定资助项目后会共同协商可验证指标纳入协议；第四，建立退出机制。不以长期资助为目的，政府购买服务接棒、资助型基金会跟进、影响力投资介入、自己独立运作是我们目前想到的四种退出路径。

社会创新家：商业创投机构，一般都很专业、精明、凶猛。作为一家“公益创投”味儿很浓的基金会，你们的专业度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钦焕：我们主要邀请一些专家评委帮我们做项目评审。客观来讲，目前我们基金会运营团队在项目的甄别、管理、支持方面的专业功底需要持续提高，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只是公益创投的程序性、服务性工作。我们要补齐这块短板，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智库或委员会，邀请一些做创投管理和公益项目的资深专业人士加入，参与大赛议题设定、标准设置、项目评审，以及后续的项目陪伴成长过程。

社会创新家：你们怎么对被投项目做风险管理？

杨钦焕：对大赛而言，项目的风险管理主要体现在通过社群平台陪伴成长、项目可验证结果的评估验收这两个环节，强化目标导向。当然，公益创投的风险管理与商业创投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为公益目标相比较于商业的目标财务数据更难明确，公益创投风险管理更加困难，可能会导致一些项目的负责人“甩锅”——既然投资方愿意承担风险，那就把风险都转给大赛。我们也总结了一个规律，公益创投的成败，项目本身可能不是最关键的环节，而是它背后的组织和人。

大赛的初衷是扶持组织成长，具体操作过程中以项目作为抓手扶持组织。目前，把钱直接给一个组织的话，不好追踪进展，不好评估效果。同时，通过社群互动了解和强化被投组织的使命感和人的价值观。

社会创新家：做公益创投，需要联合一些资金方、资源方，你们在这方面遇到过哪些问题？

杨钦焕：目前，中国公益创投领域存在一种“项目崇拜”文化，大家都特别执着地关注项目，不太关注项目背后的人和机构。事实上，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都存在这个问题。一个成熟的公益慈善生态，公益组织的受关注度应该高于公益项目，组织看使命和治理层面，项目看技术和实施层面，那些能够找出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并且拿出优质解决方案的公益组织，理应获得公众的更多信任和捐赠。

大家把焦点放在项目上的背后逻辑是：很多捐赠人对于公益的专业性认知不足，认为自己比公益机构能够更好地主导善款使用。好在，国内一些优质的资助项目，目前已开始加大对被资助公益组织本身的关注和支持。

社会创新家：这里面是否存在一个尊重资助人意愿的问题？

杨钦焕：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历来是捐赠人强势的状态，由捐赠人指定公益项目或受益对象的定向捐赠占比远高于欧美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捐赠人意愿的尊重阻碍了自身专业能力提升和专业权威的建立。捐赠人对善款使用层面介入过多，对项目效果会不会是一种伤害？我们应该思考这种介入的边界。

中国公益慈善行业需要培育信托理念，捐赠人要敢于信任受托人，相信公益和其他行业一样需要专业主义，专业可以让善款发挥更大的效用。当然，在公益组织还不强大不成熟的现阶段，选择相信机构也是一种公益创投理念的践行。

社会创新家：中国的公益创投是由政府主导的，这种模式有什么问题吗？

杨钦焕：从总体上来看，投入公益创投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因为政府有能力、有责任培育扶持社会组织。但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政府对公益创投的理解有些混乱，有的甚至把购买服务的招投标也称之为公益创投，以至于后来一些不明事理的人甚至开始反感“公益创投”这个词。

在我的观察中，许多地方政府发起的公益创投与政府购买服务分不清，很多已经不再围绕公益创投的理念，缺少承担风险的意愿和陪伴成长的配套措施，评选标准以成熟和规范优先。还有的“公益创投”，是政府自己设定好服务需求，变成了购买服务招标。

如果模糊了公益创投和政府购买服务之间的边界，就会出现一个“马太效应”，购买服务事项挤占已经有限的公益创投资源，成熟机构获得更多资金和资源支持，导致一些很有潜力的新项目、新组织很难成长起来。

因为坚持公益创投的理念和做法，我们舍弃过一些地方政府找过来的合作。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社会创新家：在政府参与公益创投方面，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杨钦焕：政府应该把公益创投作为引导和推动公益组织成长方向的重要抓手，通过资金和配套培育措施，让成长期的社会组织更多参与政府关注的领域，更有能力承接政府转移的服务职能，形成政社联动的良好格局。

地方政府做公益创投，我们探索了一个创新模式，先由政府出资做一个慈善信托，再由信托支持公益创投。今年2月，由深圳市大鹏新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担任受托人的“大鹏半岛生态文明建设慈善信托”设立。大鹏新区管理委员会已经为这个信托计划注入了2000万元，我们打算用这个信托计划支持大鹏半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一些新项目、新做法。

社会创新家：从行业视角看，哪些因素支撑着你们坚持公益创投的理念和做法？

杨钦焕：去年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创业时代》，里面大量内容涉及创投机构与年轻人创业的关系。商业创业的生态链里缺了创投这环，商业创新就断链子了。公益创新、社会创新也是这样的，很多年轻人的公益创业需要被关注、被支持。即便因此损失掉一部分资金的使用效率，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公益创投为社会创新提供平等机会的意义大于资金使用本身的意义。

目前，并没有多少机构在关注真正的“公益创投”，很多公募基金会手里拿着一两个品牌项目、明星项目就可以募集到很多钱，这没有问题，那是他们选择的生存发展之道。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坚持在“公益创投”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希望未来能够成为这个领域的一面“旗帜”。

社会创新家：有人认为“中国公益创投‘老’了”。对此，你怎么看？

杨钦焕：商业创投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多重要的价值，公益创投在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进程中就发挥着多重要的价值。有创业经历的人应该会更理解公益创投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公益创投，初创公益组织去哪里寻求包括资金、资源在内的系统支持？

中国的公益创投不是“老”了，是前几年大家对它的理解有些混乱，因此很多机构索性不再提它。当然，这也与公益慈善行业“风口”一阵接着一阵有关。其实没有必要，这个行业最基础性的需求一直都在，公益创投不会过时。

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

社会创新 · 公益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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